但人是否实际如此，还是应该如此，政治学似有不同的判断。

从国外已有的法律实践看，美国FOIA 制定之初，对于营业秘密采广义解释，通常从侵权法的角度将营业秘密理解为商业活动中用于制造方法、类型、装置、或者信息的编辑物，其可使不知其或不使用其者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也正因为立法的宗旨是如此，所以在行政复议或诉讼阶段，在原告或申请人的适格方面，或者将法定的信息公开请求权本身作为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或者将主观权益客观化，从而形成了尽管仍然适用作为保护主观权益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但事实上则客观化了的要件特征。

但是，如果重点观察其中重要的公私结合点，在涉及到商业秘密的各种情况中，招投标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来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进入专题： 政府信息公开 公共企事业单位 。由于参照本条例执行的参照一词连接了第37 条与作为《条例》主体内容的前36 条，因此，笔者将第37 条作为《条例》整体中的一个具体条款来理解，立足于第37 条与《条例》前36 条相关联的前提下，从体系性法律解释的角度， [4]从《条例》构成内容的整体中分析第37 条的定位以及从第37 条与前36 条的相关性方面推导该条规定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应该承担的信息公开方面的各项具体规范的内容和边界。（一）公共企事业单位与行政的关系 第37 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本身的成立，其法律人格就不同于以自身营利为目的的单纯民事法人，它是以非权力性方式承担（ 广义）行政活动的主体。在《条例》施行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 年4 月29 日发布《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国办发〔2008〕36 号），该文件要求关于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方面有两项内容: （ 十九）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单位）要按照条例的要求，把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纳入本部门（ 单位）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在2008 年10 月底前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积极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工作。

卫生部《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试行）》（ 规章，卫生部令第75 号2010 年6 月3 日）。[19]但因此案没有进入最终的判决程序，所以无法考察此案中的司法判断的思路。由此可见，在1992年既未提出宪法实施这一独立规范的学理概念，也因法治尚未成为国家的主流话语而实现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24]参见江必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1期。[16]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19页。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中统筹思考与把握。（三）实施的制度——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的束缚 宪法和法律能否有效实施，往往需要明确政府、社会、公民的权利义务，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协调好相关各方的利益。

惟有更加自觉地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才能使宪法实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4]［美］P?诺内特、［美］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15]刘作翔：《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战略转移法律实施及其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 年第2期。组织运动式执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专项治理突出问题。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既需要制度支撑，又需要精神动力。虽然中外法学家关于法治的概念界定存在一些差异，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对法治之形式意义、工具意义的偏爱正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该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施。

[6]［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245页。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确保其正当运行，从而防止滥用权力，遏制权力腐败。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则是将法治这一政治主张通过宪法上升为国家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深层次看，宪法和法律实施不力是利益协调不到位的客观反映，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束缚了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的执法、司法、法律监督都在夹缝中艰难前行，面临着许多可知与不可知的因素制约，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总体效果仍亟待提升。（三）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执政党对60多年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

虽然各级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这类法律的执法检查，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保类法律并没有因此而实施到位。[11]我国在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对于宪法和法律实施更是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政治报告先后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国逐步探索出了一种符合法治精神、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二）保障和落实公民权利 保障私权、约束公权始终是法治的精髓。笔者认为，从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环节、条件、制度、环境等方面来看，我国当前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一）实施的环节——立法粗放与执行不力的困扰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需要制定良法和执行良法，而我国当前的法律因为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影响，立法总体上还比较粗放，影响了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当前，遵循法治规律，弘扬法治精神，注重宪法和法律实施，对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三，法律的滞后性突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明确提出形成法律体系并不等同于法治建设的大功告成，要把法律规定变成实践，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将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务。

[13]参见陈斯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特征与完善》，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5期。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与理论上对宪法实施的片面理解有关。

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没有落实到位，一些法律、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与宪法的原则性规定相抵触，与其他相关法律不协调，而法律法规的备案、审查、撤销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不仅对法律实施形成障碍，而且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性。（一）加强和改进宪法实施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法律实施首要是宪法实施。

从法律和人民的角度完整地表述西方法治理论的首推戴雪，他从三个层面阐释了法治的含义：一是国法的至尊适用与武断权力相违反……英吉利人民受法律治理，惟独受法律治理，二是人民在法律面前之平等，三是凡宪章所有规则……不是个人权利的渊源，而且只是由法院规定与执行个人权利后所产生的效果[6]。适应形势变化和公众需求，在普及法律知识的同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比如，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类法律的执法检查的频度很高，仅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进行了10多次环保类法律的执法检查。当前，我国并不是没有宪法实施，而只是宪法实施没有达到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和理想。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涵做出了科学阐释。习近平同志最近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23]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于法治的两重含义一直影响至今。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新媒体的作用，扩大教育深度，通过释法说理、以案说法等方式增进群众对法治精神的理解把握，增加对于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心理认同。公民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对于公共权力的限制。

在2012年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有学者曾明确指出，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权利抵抗权力，除了权利，个人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了。

从法律监督层面分析，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方式、力度还需要加强，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监督权能方面立法授权不足，监督程序不健全，监督的方式和手段不完善，媒体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等都还没有形成合力。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立法只有保持适当的超前性，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实施。[15]只有全面、及时、统一、正确实施宪法和法律，才能使各项规定从纸面走入生活，各项权利从拟制走向现实。在1992年纪念宪法颁布1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乔石同志指出：贯彻实施宪法，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加强和改进宪法实施,保障和落实公民权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营造和改善法治环境。在职责划分方面，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的综合协调职责，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当前制约我国宪法和法律实施的主要因素 当前，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状况总体还不能令人满意，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文显教授认为，法治是一个内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正义、效益与合法性等诸社会价值的综合观念，其基本标志有五个方面：法律之治、人民主体、有限政府、社会自治、程序中立[8]。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负总责实际上是一种剩余监管权，当某一环节出现监管真空或权力争夺时，地方政府要统一担负起责任来，这可能使政府面临承担无限责任的境地。比如，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央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在地方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